二程者即程颢、程颐，早年曾受业于周濂溪，在《二程全书》中其二程之言论虽收在一起，但其所抱得见解却有很大的差别。今将二程不同的观点分述如下：

（一）程颢“仁”的观念 

    在他看来作为能产生认识的人，其与万物合一，便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张载所著之《西铭》——笔者注）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物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他认为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尔后将所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而万物都是有“生命”倾向的，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他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说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

    所以载程颢看来：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心之心”被自私蒙蔽了，这时便必须做的，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往动。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

（二）程颢的宇宙观 

    程颢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为乾元一气，即其所说的“天地絪蕴，万物化生”，此言“絪蕴”者乃阴阳二气交感之义，此二者不能独立存在，相互对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因二气交感所生的万物无非是乾元一气的作用。人类和山川草木都是从乾元一气化生出来的。所以无论从形态方面还是从心灵方面，程氏认为在根本上没有什么分别，而人所以不同于山川草木者是因人的产生受到天地间中正之气的缘故。而人的本性是没有善恶之别的。然就某气禀而言，为善、为恶就不一定。所以善恶者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又是互相关联互相对立的。他将人性比作流水，其善恶恰似流水之有清浊一般。化浊为清自当有待于澄治的工夫。而性者往往被外物所引诱而发生动摇，故程明道主张人们和以定性的工功夫，去自私，绝人智，以求达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境界，进一步来说明道的这一境界也就是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境界，也就是他所谓的“仁”。他主张人们必须首先对这个原理加以认识，然后再用诚敬的工夫加以保存。只要此心不懈，对于“仁”的境界自会日趋明白而渐行到达的。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概念。 

（三）论程颐的“理学” 

    程颐对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有所阐述，这两个名词源于《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程朱的理学中，这个论点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的。也可以说是抽象的。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本无少欠，百理具备。”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来依旧。”因为此形而上中没有具体事物。然而又因其中充满全部的道理。认为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故而将此形而上描写成“冷漠无联，万象森然”。至于其“器”者，程氏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在精神修养方面，他也认为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这以后“敬”成为新儒学修养的关键。从而代替了其师周敦颐所倡的“静”，以“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学进一步离开了佛教禅宗对其的影响。

    程伊川的宇宙观则以理气二元论为其思想的主导，并认为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宇宙中万事万物之形体是从阴阳二气产生的，其万物之本性就是所谓的理，是抽象的，超时空的，精神的。即形而上之道。至于从此阴阳二气中派生出来的万事万物则是具体的，有时空性的，物质的，即形而下之“器”。他认为理气是相互不可分的，若离开了形而下的气——阴阳，那么形而上的“道”就不可能存在，这一点上他很明显是受到佛教华严宗“理事无碍”法界观的影响。

    他认为性者就是理，理无不善，故性之本身也是善的。所谓不善者，因人之器有清浊之别，所以人才有善与不善的区别。其基于理的部分就是所谓本然之性，是善的，其基于气的这一部分，即所谓气质之性，却有善恶之别。当然并不一定属恶，当其禀受清气时则善，反之则恶。

下面的是《爻辞》，先解释“内卦”

“初九，潜龙勿用。”

    《易经》中所有的卦相，他的起卦和解卦都是从下面的第一爻开始算起，这里所讲“初九”的“初”是指从最下方数起的第一爻。“九”是指“阳爻”，《易经》中的“阳爻”都是以数字“九”作为代号，“阴爻”则以“六”作为代号。

    因为《易经·乾卦》是“阳卦”，所以《易经·乾卦》的六爻都是“阳爻”，这里的“初九”就是指《乾卦》的第一爻，从最下方开始数起的第一爻就是“初爻”，也就是“初九”。“初九”的意思，“阳爻”以“九”作代表，另外“九”也代表“阳数”的最高位，所以看到“九”这个数字，就知道代表“阳”，“初九”就是指《乾卦》的第一爻而言。

    因为“一”是奇数，“奇数”在《易经》中是“阳数”，所以《乾卦》的第一爻所在的位子是“阳位”，“阳爻”在“阳位”，所以这第一爻是“老阳”，他的特征是随时有变成“阴爻”的可能。

    《卦辞》、《爻辞》都是他对《卦》的解释。《乾卦》的《卦辞》是对《乾卦》卦相的总的概括，比如《易经》认为《乾卦》，他有“元、亨、利、贞”四大美德等。而《爻辞》是把整个“卦相”作分析，一部分一部分的来加以解释的。伏曦所画的“八卦”下面原来是没有文字注解的，因为在当时没有文字，而中国文字符号的最初创造，应该是从“八卦符号”开始，其实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最初都是以符合和图案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乾卦》下面的文字，是后世加上去的。《周易》的文字，是文王开始加的。

    那么“初九，潜龙勿用”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龙”是指“神”的意思，“潜龙勿用”可以翻译成“藏神”。在客体上来讲“龙”是宇宙的本源或者说是最原始的力量。在人事上来讲可以意译成“拥有潜在力量的伟大人物”。“潜龙勿用”是指某种“潜能”因为时机未到而不能妄用。“潜龙”也可以指贤能的伟大人物，他可以有所作为，但是时机还没有到。

    那么这“龙”是怎么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的“龙”文化，“龙”作为代表“阳性”力量的最大化，代表宇宙最伟大的潜能，他变化莫测。所以我国上古时期就已经把他作为图腾加于崇拜，而且自黄帝开始，政府官员的任命，大多以龙为官名，如：“龙师、龙帝”，都以“龙”为代表。所以“龙”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标记，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图腾。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那些伟大而又原始的、令人崇拜的吉祥存物每以“龙”为标记。因为传说中的“龙”能够三栖，能够潜入深渊，能够行走陆上，也能翱翔天空，具有变化莫测，隐现无常的功能。所以作者在这里用“龙”来象征天道的变化，阴阳的消长，以及人事进退变化的无常，和由此产生的规律与法则。在客观上象征宇宙的无穷潜能；在人事上代表着未被人发现的拥有无穷潜能的伟大人物。

    因为“初九”是“老阳”，“龙”的活动属于“阳性”，他的特征是好动，不善潜藏，而这一爻虽然是“阳爻”，但位子在《乾卦》的最下方，也就是“阳气”刚在地下发动，时机对自己不利，所以说“潜龙勿用”，所谓的“勿用”具有“不可用、不能用、不必用”的三重含义，所以用“潜龙”来形容。

    “勿用”这个“勿”字究竟是“不能用”、“不可用”、“不应用”或“没有用”呢？就更难翻成白话了。不过“勿”字，却也包括了这些意思，但并不是说“用”的价值不存在。“潜龙”就是指潜伏着的“龙”，而且这条“潜龙”有着巨大的功能，但此时不能用。所以这里也暗喻此“龙”拥有潜在的力量，不可预测，难于限量的意思，但是此时不要去用它。因为时机不成熟，这一爻告诉我们当时机不成熟时就应当象潜藏的龙，隐忍不可妄动，安住中庸的状态当中以等待时机。

    “潜龙勿用”在人事上的具体表现：

    这里的“潜龙勿用”意思是说一个时机还没有成熟的伟大人物由于他的机缘还没有成熟，他必须安住于自己的本体之中，守住那“中庸”的龙德本位。不要随便得起用，因为时机还没有到，等到机缘成熟了的时候，他才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这时候，他的“相”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变化无常，隐现不测”。所以我们懂了“龙”的精神，就自然会明白《易经》中“龙”文化的真正内涵，正是他代表了宇宙中变化和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另一方面，我们懂了“变化无常，隐现不测”八个字，也就懂了《易经》的整个原理，他也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所在。

    从人事上讲假使卜卦者得到了《乾卦》初爻，那么当事人最好不要动，因为“潜龙勿用”。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所以东西方文化中对“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虽说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但对西方伦理产生影响的还是后来的基督文化，而基督文化认为“龙”就是那个老是和上帝作对的魔鬼。这就是近几百年以来，西方人一直惧怕中国的原因之一。近代有些考古学家甚至误认为古代巨型生物恐龙就是中国《易经》中讲的“龙”。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去了解《易经》中的“龙”文化。

    第一、中国的“龙”不是基督教《圣经》上所讲的那个“龙”，更不是什么魔鬼。也不是古代巨型生物恐龙。

    第二、我们《易经》中的“龙”仅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他代表着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他类似西方宗教中的“神”，道家文化中的“道”。

    第三、《易经》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的在变，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东西，没有不变的人，没有不变的事。因为《易经》文化中的“龙”代表着宇宙的本源，他无体、无形、无相，他无所不能。

    第四、“龙”的作用和特性：从现相的比喻来讲，传说中的“龙”从来不会给人看见全身的，这就代表着宇宙最原始的力量所拥有的“变化无常，隐现不测”的特征。因为“龙”不仅仅是三栖的，甚至不止是四栖，水里能游，陆地能走，空中能飞，龙的大象可充塞宇宙，小时如发丝一样细小。“龙”之所以没有固定的具体形象，因为他是“宇宙能量”的代表。他的作用“变化无常，隐现不测”。他作为宇宙最原始的力量，他的起用不是我们人的能力所能理解的，所以我们将“龙”的这一特性称之为“神龙见首不见尾”。

    第五、《易经·乾卦》提到的“龙”有三大表现方式：

    1、为什么《易经·乾卦》以“龙”作为卦相，因为《易经·乾卦》都是阳爻，而“龙”又是“纯阳”之物，是最原始、最纯洁的力量所在。所以“龙”作为《易经·乾卦》的“卦相”是最合适的。我们认识了“龙”的精神，就能明白了《易经·乾卦》中所说到的“龙”他是指宇宙生命中最原始而又最伟大最纯洁的功能而言的。

    “龙”的外在表现就是“元、亨、利、贞”；《乾卦》也代表太阳，太阳一天一夜的隐现，分为六个阶段，共十二个时辰,每时辰是两小时，共二十四小时。到了夜里，太阳已经转到地球的另一面，就人而言，此时的太阳到了地下面去了，藏起来了，那个代表“阳气”的太阳到达地底下藏起来了，这就是“藏神”，也叫“潜龙”。 

    2、“龙”在人事上的表现就是“中庸”；如：诸葛亮未遇到刘备的时候在南阳高卧，他自称卧龙先生，“卧龙”和“潜龙”是同义词，孔明能以“卧龙”自居，这就表明他拥有远大不凡的抱负，故而自己认为是“潜龙”。但是由于时机未到，所以自己只好象“潜龙”一样藏着，守住那中庸的德行而不妄动，这就是“潜龙”在人事上的运用。 

    3、“天人合一”与“龙神”的关系，以“中庸”的心态随缘进止，这样就符合了《乾卦》“元、亨、利、贞”的整体要求，如此也就必然符合“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从人类养生学的角度来讲，这时候我们人类也应该休息了，休息就是“养神、藏神”，传统中医养生学认为，养生的最好方法那就是我们应该和天体的运行法则同步，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样我们就容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因为此时此刻是我们“藏神”的时候了，就是把这条“龙神”藏起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休息，把我们的“神”，也就是那个我们看不见，但又时时运用的“潜龙”藏起来，好让他休息安养，以待时机成熟让他发挥他的妙用。

    所谓的“不相应行”是指他不与人的内在心理相应，也不与外在的物质相应。而所谓的“相应”是“契合”的意思，他包含了和谐顺从，彼此相应而不违背。那么“不相应”也就是彼此不能和谐顺从，彼此相违。所以“不相应行法”包括如下三个意思：

    第一：由于他不是生命的主体，而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规律，他不象生命那样对外部世界具有缘虑作用，即人类所拥有的主观辨别和分析能力，所以他不能与人类的主要心理活动即——“心王、心所”相应。

    第二：又因为他不属于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所以他没有质碍作用，而不能与色法相应。

    第三：如果说一定要给他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色心不相应行法”属于生灭变异之法，因为具有生灭变异的属性，所以与“无为法”相违，而不与“无为法”相应。

    因为这二十四个“色心不相应行法”不是有心王、心所、色法等种子所生的实法，而是由此三者分位假立之法。正如《成唯识论》所说，“非如色心及诸心所体相可得，非异色心及诸心所作用可得，由此故知实非实有，但依色心及诸心所分位假立。”

    那么这里所讲的“不相应行”的“行”指的是什么呢？这里的“行”指的是“行蕴”，这里的“行蕴”有如下两种意思：

    第一：凡是能够与“心王”相应的，就叫作“心所有法”。因为他是由第八识内所储藏的“种子”所生，所以他属于“实法”；

    第二：由于该法是不与“心、心所”相应的“分位法”。他不是从“八识种子”中所产生的，是属于“假法”。是为了区别与“心”相应的“行蕴”中的“心所有法”而建立“心不相应行法”，他总共有二十四个。

    第四、心不相应行法略有二十四种：

    一、得，二、命根，三、众同分，四、异生性，五、无想定，六、灭尽定，七、无想报，八、名身，九、句身，十、文身，十一、生，十二、住，十三、老，十四、无常，十五、流转，十六、定异，十七、相应，十八、势速，十九、次第，二十、时，二十一、方，二十二、数，二十三、和合性，二十四、不和合性。

1、得：

    这个“得”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理解成“获得”或者“成就”的意思。意思是依“一切法”而得成就。所谓“一切法”我们现在叫做“一切存在”，也就是依“一切存在”从而得到的成就，唯识学家称之为“得”。他包括有“能得”的“人’与“所得”的”法”二部分，唯识学家依照这二部分的内容而方便假立“得”。由于这个“得”不与“色法”和“心法”相应，所以把他列入二十四种“心不相应行法”，并将其置于首位，这个假立的“得”包含有三层意思：

    第一：依色、心等法而建立起来的“心所有法”，由此熏习而成的种子功能永久不会丧失，唯识学家依此建立起“种子”学说，名之为“得”。但因为他是依靠“色法、心法”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属于“心所有法”。

    第二：凡是禅行者依靠自己所修习的定力而得的“定、慧”等禅境，并以此获得“自在”成就；如三乘人，即“声闻、缘觉、菩萨乘”认为修禅者必有“果”可“得”等等。唯识学家依此为基础而立假名为“得”。

    第三：由于物质世界和我们生命得主体世界实在不断得生灭变化，用儒家《易经》的话说生生不息谓之“易”。那种生生不息的功能唯识学家称之为“现行”。因为他是依“色、心”等存在物正在起“现行”时，而起种种分位假立，假名“现行”成就。他有“能生”之意。唯识学家将凡夫对此“现行”现象的执着称之为“得”。这个“得”其实是表象，而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八识的种子也在不断的生生不息起现行，凡夫执着于这种现行，故名为“得”。

    2、命根：

    “命根”是所有生命之所依，他做为一种生命存在，在《百法直解》中说道，“命根者，依于色心连持不断假立。”意思是指人与其它动物生命所依的根本，他依靠各自的业力而自我增长，在一定时期内，阿赖耶识相续执持色心（即:“人类心理和物质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变起现行并不断的反熏习与八识之中，故立此名。

    按《百法篡释》中说道，“言命根者，依六识能造之业，所引第八种上，连持一期色心不断功能，假立煖识为命根耳。以识住则命存，识去则命卸故”。

    所谓的生命的根本属性，唯识学家认为，凡是依六识能造作的那种力量，不断的起“现行”并反熏习第八识，并能持续不断的保持身心的和谐与互动，依第六识所能造作的功能而言，他能引生第八识的种子起现行，并反复熏习八识之中，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身心的和谐，并不断的产生了别能力，那股能生了别能力的原始力量就是生命的根本所依。他的建立是以生命的两大特征之一，物质的生命属性特征“暖度”作为生命的主要特征之一，及人类对事物的了别能力，今人称之为“心理活动”作为她的根本所依。

    唯识学家认为，当生命具有了别分辨能力的时候，她的存在是完整的。反之，当一个生命主体丧失辨别能力时候，“命根”就不存在，所以唯识学家认为的生命的两大特征，即作为物质的特征之一——“温度”和人的心理活动“辨别能力”完整无缺时，“命根”才是完整的。反之当二者缺一时，生命即“命根”就不存在。也可以说，所谓的“命根”，是唯识学家依据生命的两大特征，即“温度”和人类对事物的“了别能力”而方便假立，这就是唯识学家对“命根”即我们所说的“生命”所下的定义。这种生命的存在，必须有一定的持续性，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所以说“连持一期色心不断功能，假立煖识为命根耳。”

    3、众同分：

    在众多的存在物当中，“众法”即所有的“存在”各以其类而聚，所谓“六趣差别各各不同自类而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物以类聚，以此来分别彼此，并找出其中的共性，因为同类的存在就必然与同类共同聚集在一起，所以在六道里面，你与那一道有共同的“业”，那么那个“业”就是我们的“同分”。所以《楞严经》里面讲的“同分别业”，“同分”也叫“共业”，“共业”所感他们会共同聚集在一起，以此假立“同分名”，这就叫“众同分”。他包括有“人、法”二同分，此中多指人同分，所以“众同分”又名“有情同分”。

    （1）人同分：指人与人是一类、白人和白人是一类、黑人与黑人是一类；各依其类，彼此不相杂。 

    （2）法同分：指对心法之同类或色法之同类等而言。就是人的心理和外部世界的物质部分是不同类的，所以各依其类，彼此不相杂。 

    所谓的“众”，就是指“大众”；而这里指的“同”指的是“相同”；“分”，是指一部分。在万事万物中，事物千差万别，各有特色，无一雷同，但是，在所有的身事物中，尽管总的来讲，事物的存在各有其特性和相状，并由其各自的环境而各有其特色，虽说如此，在事物的各种不同的存在当中，必然能找出其共同所拥有并共同遵守的共性和法则，如，我们中国人吃饭都用筷子，虽说，餐饮习惯、所喜食物各不相同，但用筷子是其共性。而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喜欢吃的不同食物为不共性，那么，也可以说，所谓的“众同分”，现代汉语可以理解为“共性”。因为“共性”和“不共性”即事物的差异性，是二元同时并存的。

    所以《百法篡释》中说道，“言众同分，类相似故，以万物各有同类，有人法之别。人同分有者，如天同分，天与天是一类。人同分，则人与人是一类。法同分者，如心同分，以心王心所是一类。色同分，以十一色法是一类。故云依人法假立此名。”这就是唯识学家所说的众生的共性及其成因。

    4、异生性：

    这里所讲的“异”是指“变异”；所谓的“生”是指“趣生”。是指那些还没有进入圣流的世间有情，于三界中流转变异，而具有“能生”的自性。他包括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三类。

    “异生性”与前面的“众同分”正好相反，所谓的“异”是不一样的意思，是指“未得圣法性异圣者”而言，“得”这个字就是指圣果，意思他没有得到圣果，如小乘所说的阿罗汉果，对大乘来讲就是十地菩萨以上，十地菩萨在大乘叫“无学”，假如你没有得到这个果位，你的“性”与圣人不相同，这个叫做“异生性”，由于本论是大乘经典，所以这个“异生性”以大乘为标准，也就是“凡夫、二乘、权教菩萨”都可以叫“异生性”，他的内涵十分的广大，是“依不得分位差别假立”。 

    所谓“异生性”，即事物存在的差别象，或“不共性”，如五趣众生，不同于圣者的是，他的习性和智慧本性不同于圣者。《百法直解》中说道，所谓“异生性者，妄计我法，不与圣人二空智性相同，依于彼此相似假立”。意思是，所谓的异生性，是人类认识在现象上所产生的一种虚妄的辨别并由此形成的我对事物的看法。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便执着于我不肯放弃。人类的观念与圣人证到二空性后，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真相不尽相同。所谓的不共性，也就是唯识学家所说的异生性就此诞生。因为我们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无法排除他的主观偏见，因为这一偏见的不能排除，那么我们对事物思考的过程中，对所运用工具的选择，也难以趋于真正的客观和公正。而圣人的境界与此不同的是，他以通过禅修，向内证到了人性的真理。他能运用自己的智慧，来洗涤自己的心灵。并保证自己在观察和思考过程中，不受主观情绪的影响和干扰。并且能准确的选择所运用的工具，并确保选择的准确与公正。这就是凡夫的差别性所在，也就是异生性的所在，也即它的定义和产生的基础。

    在《百法篡释》中写到：“言异生性者，烦恼所知二障种子上一分功能，令六趣十二类之差别不同，故云异生性。此性非指佛性，乃习与性成之性，如人轻躁从猕猴中来，如人狠毒从蛇蝎中来，此乃习气所使，故云异生性也。” 

    今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所说的异省性，是指人类的烦恼所知二障的一种功能的体现和展示。为什么人类有烦恼？因为，就普通人而言，我们没有经过禅修的特殊训练，所依我们无法征得人性的真谛，我们的思维及其心灵的日常活动，难免不受情绪的影响。尤其当我们遇到困惑疑虑和困境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自然产生烦躁不安，并由此深深忧虑，这是人类烦恼的根源。这一根源，若不能除，若不能运用我们的智慧来转化这一烦恼，那么，对我们更加进一步的认识事物，在我们成长与自我超越过程中，便形成一种障碍，唯识学家称为烦恼障。所谓的所知障，是指，一些学者将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和学识作为自我升华和自我完善的障碍。因为，我们人类我见不除，我执不除，往往错误的认为，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已经是十分的完美，我们的智慧是如此的卓越，错误的认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自我完善，而且我始终坚定不移的运用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和以掌握的逻辑和思维工具，来面对将来所未知的外在的所有事物。而事实上，我们在没有证得人性的真理之前，没有排除我法二执之前，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由于我们对过去所掌握知识的强烈执着和自以为是的自我肯定，导致这一差距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角度来讲，从人格及其对以往知识的掌握以及自我完善的角角度来讲，以往的知识成为他自我升华和自我超越的障碍。唯识学家将这一障碍，称之为所知障。

    简单的来讲，所谓的“所知障”就是指他过去所学习到的知识成为他从新求知的障碍。人类过去的知识成为他从新求学的障碍。在六道十二类的恶众生中，各有其差别，就烦恼障和所知障而言，二者的功能展示，导致六道十二类终生各有其差别。因为众生各有其执着，而这个执着和喜好是不一样的。所以“差别相”就此产生。唯识学家将此差别相称为“异生性”。这里讲的“性”不是指佛性，而是指习性，即“积久成性，积习成性”。就像有些人的心狠毒如蛇蝎，这是众生的不同习气所导致。以上的四个法即“得、命根、众同分、异生性”四者，说明我们人类由于各自分别和执着的不同，其导致的差异各自不同。只有通过禅修证得人性的真理，破除我法二空，才能超越事物存在的差别相和空相，才能超越命根的限定。如此，这一主体，与其他众生的“共性”，即“众同分”才能够消失。

    5、无想定：

    谓有一类外道执“想”为生死根源，为断生死故，厌离诸想作意，以期获得生死的解脱。此中须离第三静虑遍净天的贪欲，而后依于第四禅定，背想作意，令六识中想及其它心所俱灭不起现行，入无心位，名无想定。

    无想定，是古印度许多瑜伽行者所修习的一种禅定，它不同于现在印度瑜伽行者的冥想，现在西方人士称瑜伽为冥想，即没有思想的定，想探求那真实的自我，但客观上，它离真实的人性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比之于西方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思”即“我”的论点，要超前很多。笛卡尔认为，我们要怀疑一切，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需要怀疑，认为这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唯一途径，但是当他怀疑到能够怀疑的那个力量的时候，他发现，那股力量是真实的存在。于是，便停止了怀疑的步伐，认为那个“思“就是我本身，认为那个能够怀疑的思想就是”我“。从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论点。认为那个“思”就是真实的我。而古印度的瑜伽行者认为，那个“思”还不是真正的自我。“思”只是人类生命的功能之一，而不是生命的本质。所以，他们通过禅定的方式来超越这个思。虽然它比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论点超越进步很多，但是，在生命的本体上依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无法解开。唯识学家认为，笛卡尔所说的思，仅仅是第六意识的功能之一，而古印度瑜伽行者虽然否定了这个思，比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超前了一步，但它仅仅降伏住了第六意识所拥有的思和想的功能而已，它并没有真正的突破思想的藩篱而证悟人性的真谛。所以，《百法直解》中说道：所谓“无想定者，外道厌恶想心，做意求灭，功用淳熟，令前六识心及心所一切不行，惟第七识俱生我执，于第八识仍在，不离根身，依此身心分位假立。”意思是，所谓无想定，是因为古印度瑜伽行者，厌恶了自己的思想，即佛家称之为的妄想心，为追求内心的宁静，而可以通过禅修的方式降伏自己的狂躁心灵，以求得到解脱和超越。而事实上，这种禅修的方法，也仅仅是导致前六识的心往心所的作用暂时的泯灭。但是第七识的俱生我执和第八识的自身功用却依然的存在，因为它们不会离开根身而自行消亡的，所以，所谓的无想定，仅仅是一种超级冥思，它能够暂时的排除外界各种信息的干扰，并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降伏自己狂躁的心灵。这就是无想定的境界。在《百法篡释》中写到：“言无想定者，谓六识心王不行，令其身心安隐调和，亦名定，想等心聚悉皆不行。而云无想者何也，谓此外道厌想如病，祈求无想，以为微妙，以灭想为首，故立无想定名，非实灭也。”今译为白话文，意思是，所谓的无想定，即前六识的心往不产生作用，并导致身心的祥和与安稳，而不受外在信息的干扰，促使内在狂乱心灵得到安息，简单说，何谓无想呢？在古印度哲学家认为，思想过多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和人类社会混乱的根源，所以他们纷纷的想尽方法，想消灭思想来探索人生的真谛。他们把思想看作人类心理的疾病，认为人类心理的健康首先要排除思想的干扰，并且相信只要能排除思想的干扰，必然能得到禅定的微妙境界，想得到此境界，必须以消灭思想为首要。所以进入到一种无思无想的境界，是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一。但是这种无思无想的境界只是暂时的降伏，而不是真正的证到人性的真谛，唯识学家认为他们是不究竟的。但他们认为，能得到无想的境界是很高尚的。于是，他们便乐衷于追求那种没有心理和精神活动的禅定。这种禅定以色界第四禅的无想天为他们的最终结果，也是他们的终极追求目标之所在。

    6、灭尽定：

    谓诸有学圣者及未入灭的无学圣者，欲止息其心，息除劳倦，已离无色界无所有处贪或非想非非想处贪，依厌离心，令前六识不恒行有断的心心所法及第七末那识恒行不断的心心所一分灭尽不起现行，尔时，灭尽一切受想，故名“灭尽定”，又名“灭受想定”。若为二乘人入，则六识全灭，第七末那识我执相应一分亦灭，名“生空灭尽定”。若为菩萨入者，则六识及第七末那识相应二执皆灭（于末那识只灭俱生二执现行），名“法空灭尽定”。

    灭尽定，又叫做灭受想定，这个禅定，只有佛教内部的圣者才能够修习，因为他不仅仅没有想，而且他能够做到真正的不受，所以又名受想灭尽定。《百法直解》说道：“灭尽定者，三果以上圣人，欲暂止息受想劳虑，依于非想非非想定，游观无漏以为加行，乃得趣入，入此定已，前六识心及心所一切不行，惟第七识俱生法执，与第八识仍在，不离根身，依此根身分位假立。”

    译为白话，意思是，受想灭尽定，是三果以上圣人所修禅定，三果以上圣人为暂时停止受和想的劳累，为排除过多外界信息的干扰，为停息外界信息过多干扰所致的思和想，为缓解过多的思和想所致的劳累和疲惫，而暂时修习的一种禅定。它可以排除外部任何信息的干扰，可以停息内在心理的烦恼和纷扰。它以非想非非想定为基础，以无漏法门作为它的加行，并成为他修习受想灭尽定的途径和门径。修这种禅定的圣者，他的前六识心王和心所，可以停止所有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唯有他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对外在事物的执着以及第八识依然存在，因为第八识的所储藏的各种信息种子是不能通过受想灭尽定而根本的铲除，所以七、八二识依然不能离开根身而得以转化。所以，所谓的受想灭尽定，也仅仅是三果以上的圣者在禅修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并以此分位假立。

    《百法篡释》中说道：“言灭尽定者，六识王所已灭，及七识染分心聚皆悉灭尽，乃此定相。”

    译为白话，灭尽定就是指六识的心理活动、精神活动全部停息，以及第七识的染污不起现行，这就是所谓的受想灭尽定的相状。也就是说，凡是修无想定的圣者，他的前六识都不产生作用。修灭尽定的圣者，他的第七识的染分的心王心所不产生作用。

    7、无想报：

    “无想报”又名“无想天”，是外道在人间修“无想定”并依此定业后生“无想天”，是瑜伽行者通过修习“无想定”而最终得到的果报，名“无想报”。此一报期生中，五百劫内前六识心心所法皆不现行，不能听闻佛法，于是列在“八难”之中，以是圣者不修此定，亦不生此天。

    《百法直解》中说道：“无想报者，外道修无想定，既得成就，舍此身后，生在第四禅天，五百劫中，前六识及彼心所一切不行，惟第七识俱生我执，与第八识仍在，揽彼第四禅中微细色质为身，彼微细色，即是第八识所变相分。”译为白话，即，唯识学家认为，所谓的无想报又名无想天，是瑜伽行者修无想定所得到的终级成就。当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以后，这位瑜伽行者往生到第四禅天，在五百劫中，他的所有心理和精神活动都将因此而停止。唯有内在的对生命执着的第七识的俱生我执的那份功能依然存在，它与第八识同时共存。由于这瑜伽行者在禅修过程中对微细物质的过分执着，所以在往生第四禅天后依然执着微细的物质作为他的身体的组成部分。这个微细的物质其实也不是真是的存在，而是“第八识”所变现的“相分”而已。

    在《百法篡释》中说道：“言无想报者，由在欲界修彼无想定，故感彼无想天果，名无想报。”

    译为白话，即是说由于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他的内在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处于停息状态，并以此获得一种微妙的内在禅定境界，这就是无想定行者追求的终极结果。 

    以上的三个法，是外道瑜伽行者和佛教禅修者在修持方法上对待思想意识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差异所在。总体上，都是在思想活动停止的基础上，所修禅定的差别。

问题1、中国文化的灵魂是什么？

    求知之新博友你好！其实这里是四个问题，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最大的问题。至于你所问的“中国文化的灵魂是什么？”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或者说所谓的“灵魂”应该是“平衡”与“和谐”。但由于我国文化流派很多，在不同的时期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的重点，比如：在中国的先秦时期，我们的文化主要有三大主流：即儒家、法家、墨家；

    法家：主张法制，运用法律来维护封建专制。我们现在把法家的主张当作儒家的思想，所以儒家蒙冤已久。

    墨家：主张“尚贤”、“尚同”和“兼爱”。

    （1）“尚贤”、主张贤人政治，要运用贤能的人来参与社会管理，不能任人为亲。

    （2）“尚同”、认为君主与人们的意志一定要有统一认识，而君主的意志一定要和民众保持一致。因为民意即天意。所以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3）“兼爱”春秋时期战争频繁，百姓遭殃，诸侯之间相互掠夺毫无爱心，所以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口号。认为“兼爱”是人与人交往的准则。没有贵贱、平等互利，这样社会就会太平。

    （4）、“非攻”：由于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而且都是为了君主自己的一点点私利，让百姓饱受苦难，因此墨子认为战争是最大的不义。故提出“视人国如其国”、“国与国不相攻”的“非攻”即不相互攻伐的“和平”主张。

问题2、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我认为儒家文化的重点是“仁”与“和”；提倡教育优先的管理政策。中国的政治侧重探讨人性，西方的政治侧重探讨体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我们中国比较注重讲“和谐”，以“和”为贵，以“忍”为上；西方一直讲征服，而且以武力征服。就像美国到处帮忙，结果是越帮越乱。因此儒家的“平衡”与“和谐”作为中国文化的“灵魂”是恰当的，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黄金法则完全是可行的。

    到了我国的隋唐时期，由于印度文明的介入，中、印两大文明的碰撞，带来人类文化史上的最为辉煌和璀璨繁荣时期，尤其是佛教的传入，出现了儒、释、道三家融合的趋势，并带来了隋唐文明的鼎盛，所以自那以后我国的文化则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即儒家、佛家、道家；而类似“心物一元”的理性要求则是三家共有的主张。

    儒家：重点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可以说是为人处世的一条“黄金法则”。

    佛家：重点解决人与心的关系问题。现代人心理疾病越来越多，假如他们读读《金刚经》就好了，其实所有人类的疾病在中国文化中都能找到答案，也许你不相信，但这是事实。

    道家：重点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问题3、“道”是何意？

    在中国文化中对“真理”的阐述往往不直接称呼他为“真理”，而是用“道”，“道”可以说是“真理”的代名词，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能生宇宙万物的最原始的力量。用现在的话说勉强可以叫做“宇宙能”。在这个“能量”中同时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种属性，并认为此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时空上是同时并存的，没有先后关系，也不存在谁生谁的母子关系，所以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认为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心物一元”。反之认为“心、物”一旦不能回归同一，即人类的心理和物质不能平衡归一，那么人类必将趋于混乱乃至毁灭。主要表现方式是神经患者增多，心理障碍患者增多。所以中国文化认为假如人与物质的关系不能平衡，人心不能正确的运用物质的话，那么人心必然被物所用，如此神经患者必然增多，最终必将导致人类的毁灭。所以只有达到“心物一元”的和谐境界，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唯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保持和谐永恒。虽然在儒、释、道三家文化中各有其自己的实践方式，其实“道”是可以实践的，他在人类身上的表征是人类理性的极致，是人类智慧的最大化。现在西方流行的所谓潜能开发仅仅是东方智慧的一点点皮毛。

三家文化的代表作：

    儒家有《大学》《中庸》。

    道家有《老子》《庄子》《太乙精华宗旨》《周易参同契》

    佛家有《童蒙止观》《渐次止观》《摩诃止观》《恒河大手印》等等

    在上述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实践“道”的方法，所以“道”不是一个虚无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实践者来讲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可惜的是我们的学者们大多不注重这些，所以中国文化的“灵魂”眼看快要失传了。尤其是现在我们大多运用西方的所谓逻辑思维来进行思考，结果是越思考离“道”就越远，社会越来越乱。因为人的心灵需要安息，所以中国产生了茶道、书法、写意画、太极拳等等。而在西方则出现了摇滚乐、嬉皮士等等。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许多文化的内涵是不能用所谓的逻辑进行思考的，比如艺术、书法、音乐、茶道、禅文化等等。他只能用我们的心去感悟他，而不能用逻辑思维去理解他。

    至于道家的“无为、无不为”的思想更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所谓的“无为”是指人心不随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宁静与祥和。他可以通过比如艺术、书法、音乐、茶道、禅文化等等来安息自己的心灵，但这些要求不是消极的，所以老子紧接着又提出了“无不为”的思想。所谓的“无不为”是指样样事情都可以去做，只要不违反道德要求的。所以要以“无为”的态度去做“有为”的事情，这便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

    佛家的思想则更加博大，能够真正代表佛家思想的是中观宗、唯识宗和禅宗；

    “中观宗”是从宇宙的本体上对“真理”进行探讨的；

    “唯识宗”的重点在于从人类认识的角度通过对事物的表象来探讨人生的真谛的。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博文，唯识学的入门书籍《大乘百法明门论浅释》。

    “禅宗”则超越了现象和本质直接去领悟人生的真谛，代表作有《金刚经》《六祖法宝坛经》等。

问题4、《易经》的思维特征与当代的逻辑演绎有何区别？

《易经》的思维是非常博大的，而且是多元的，他有四个层面的内容，即“理、相、数、占”；

    理：可以说是宇宙法则，或者说是终极真理,他的思维结构是一元化的。

    相：任何法则的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现象，《易经》谓之“相”，这个“相”是全息的。他的思维结构是二元的，他所运用的思维工具是辨正逻辑。

    数：我们在宇宙事物的时候必须把某个现象给予定格，就是量化，要量化就必须有数字，故名“数”。他的思维结构是多元的。他所运用的思维工具是辨正逻辑与数理逻辑的综合运用。

    占：因为这个“数”是全息的，所以能超越时空，《易经》谓之“占”。“占”所运用的思维特征是将“理、相、数、占”四者给予纵向整合，再横向的与辨正逻辑与数理逻辑进行整合，如此才能综合运用并完成《易经》的全息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在人类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种思维模式而今掌握的人寥寥无几。由于《易经》的思想体系太过博大，所以我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若有兴趣可以看我的博文《易经》讲义。

    至于当代的逻辑演绎其实是很初级的，是世界人类逻辑发展史上的初级阶段。一般来讲所谓的当代的逻辑演绎其实是西方的形式逻辑，他与《易经》比较几无用处。与中国的另外两大逻辑学《因明学》、《明辨学》相比那太初级了，由于自唐以后人类思维能力越来越差，所以对《因明学》《明辨学》已经没有人能够学得会了，而今我们只能学学西方的初级的形式逻辑，而且还把他当成宝贝。不知道自己祖先创造的逻辑学的伟大而妄自菲薄，中华先人设若地下有知，也只能哀叹子孙不孝而暗自垂泪而已,奈何！奈何！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有三种：

1、孔孟儒学：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急先锋；因为周公发明的封建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的最为完美的制度；封建制度就是诸侯联邦制；而今得到“封建制度”，即“诸侯联邦制”真传的是美国，所以美国是周公的重孙的重孙，因为美国“联邦制”基本继承了周公设计的封建制度“诸侯联邦制”的部分内涵和形式，如儒家的主张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君臣平等”说；“暴君可诛”说 ；“独立人格说”说等等。而今美国的主张也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当然还有很多好东西美国没有学到，就这些已经学到知识来讲，与周公的儒家文化真是同出一辙，岂不邪乎！！

名词解释：

封建：“封”是指划定一个地理范围，给你管理，以此为基础来确定你的权限。当时被封的叫“诸侯”，不象现在的美国人叫“州”。美国人领不清，所以他维持不了八百年的天下，三百年差不多了。

“建”是因地制宜的建立典章制度，不受中央政府的制约，美国现在各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各个州的法律不受中央政府的制约，但要上交中央财政的税收。

“封建制度”就是“诸侯联邦制”，他是美国的爷爷的爷爷，他诞生于三千年前，伟大吧！！！！！

2、汉代儒学：董仲舒背叛师门，篡改孔孟儒学，将“民本”改成“君本”。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如“君权神授说”；汉儒对孔孟儒学来讲是一种背叛，但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讲，他为封建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汉唐文明的鼎盛。所以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打倒董仲舒，因为违背了孔子最伟大的人文思想，所以我们不应该打孔，否则我们岂不成了那个性董的帮凶。但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我们还得谢谢董仲舒，因为假如没有董仲舒对孔孟的背叛，汉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没有合法性依据，那么自汉到清的历史将要重新谱写。这两千年内必然是战争频繁，不可能出现汉唐文明的鼎盛。

3、明清儒学：维护封建宗法制的。自宋代儒学开始，将法家韩非子的“三纲学说”绝对化。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朋友们，你们千万要记住，这个“三纲学说”是法家的思想，而不是儒家的思想。明清“封建宗法制”的“三纲学说”出自法家的代表作《韩非子·忠孝篇》。

    请记住，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们，因为你们骂错了祖宗。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骂祖宗啊！！！！！

    明清儒学：通过将法家韩非子的“三纲学说”绝对化来维护封建集权；尽管如此，他也造就了郑和七次下西洋，造就了康乾盛世，至于后来为什么不行了，是子孙没出息。

    我们必须明白自己要反对的是哪一个儒学？对这三个儒学，我们要是分不清楚，岂不是糊涂的跟白痴一样。就像黎鸣一样，还自称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简直是文盲！！！！

特别声名:

    我们中华文民是倒叙的，即大约在六千年到三千年前我们的文明就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慢慢的堕落。一直到清朝末期，堕落到最低谷。这就是中国特色。近两千年来西方文明在逐渐上升，而我们的文明在逐渐下降。因为自汉以后中华子孙实在承载不了上古时期那伟大的文明，所以只好不断的作减法。到现在已经减少到毫无文明可谈。是子孙不屑？还是祖宗无能？

中国的出路：

    继承先秦文明和大唐文明，再结合西方的现代的科技，便是我国未来的唯一出路。

搜狐网友在上文中提到：佛教、佛学、佛法是有区别的。看了老黎的文章，发现他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也难怪。

（注：本博文是从黎鸣的博客中转接过来的，所以网友提到的老黎就是指黎鸣。）

滨海逸士答：懂得这个问题的人举当今之世已经不多了。可惜老汉没有时间来写。博主不懂情有可原。就像葛兆光教授写的《中国禅宗思想史》一样，禅宗会有思想，思想怎么会与禅宗扯上关系，因为禅宗反的就是思想。禅宗就是从怀疑那个第六识的功能“思”和“想”作为他的下手之处的。禅宗否定了西方哲学家笛卡儿所谓“思”即“我”的论点。通过对“思”和“想”的否定来证悟“第八识”的虚幻而直接证入真如实相的。就像孔子最反对的就是老好人，而今我们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学者偏偏认为儒家的中庸思想就是老好人思想。真是奇怪了。我们的所谓学者闹得笑话实在太多啦！！！丢人哪！！！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的博客，最好能全部看一遍，所有来客欢迎留言讨论。

搜狐网友问：通过对“思”的否定来证悟第八识的虚幻而直接证入真如实相的。你已领悟？万物的真相为何？

滨海逸士答：老汉这里无"悟'也无"物"，荷花盛开唯一色。

搜狐网友问：色即是空，空既是色。即空即色，即空即色。话过无痕，若你非要求个究竟，那就掉入泥潭了。

滨海逸士答：老汉这里无色无空，无话无痕，威士忌的味道如何呀？？

搜狐网友问：威士忌的味道正如你老汉的感受！味道如何？饮者自知！我觉得你这个老汉很有味道！才读了这么一篇就感到悠长浓郁！所谓近朱者赤，那么近你老汉者又如何？

滨海逸士答：老汉这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若近老汉，无你立足处！！怎么处？

    换言之，中国人，东方人，包括印度人，根本就没有丝毫人人平等的终极价值真理的追求。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也即该问题的最终的答案。（滨海逸士批：“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甚至可以归纳成为如下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滨海逸士批：“何以见得。”）

   凡是具有人人平等的终极价值真理追求的文明，就将一定是能够取得巨大进步发展的文明；相反，凡是缺乏人人平等的终极价值真理追求的文明，就将一定是走向停滞乃至没落的文明。（滨海逸士批：“这不是你的观点，孟子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说过啦，你不是说孔孟不好吗？为什么说他们的话？自己打自己嘴巴。”）

    倪建斌综述：总的来讲这些不是你黎鸣的思想，而是儒家的思想。首先是文明的进步必须是硬性的制度建设与柔性的精神建设同步发展才能趋于合理。而伦理与制度的完美结合在世界的两大法系唯有我们中华法系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中华法系的合理性依据便是儒家文化，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便是《大唐律》，雄辩胜于事实。中国的制度向来是伦理和制度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的，这是制度获得合法性依据的唯一来源。

而且有四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明白：

    第一、孔孟的思想不等于封建制度。

    第二、封建制度不等于封建专制。

    第三、封建专制不等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四、分清上述三大制度与民国以后的近代制度的区别。由中华法系向大陆法系的转移。使得我国的法律失去了合法性依据，而今我们失去了道德和制度的双重制约，这的确很可怕，因为他与孔孟的儒学精神被道背道而驰。

    事实上唯有我们中华法系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唯有拥有了完美的人性才能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否则它永远只能是一个梦。

    有人提出：实现社会公正乃是改革关键问题，一线国脉全系于斯，而所谓“社会公正”，不光是为了缓和社会危机所作的小修下补，而是应该实现西方式的“形式平等”。认为，人类最好的前途，就是实现“形式平等”。

    老汉认为：我们可以试看儒家的治国主张，儒者将“求善”的伦理观与“求治”的政治观相结合，强调以德治国与贤人政治。主张“德治、礼治、仁政、王道、修养、教化、重民”。所使用的道德概念有“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爱、和、中”等，儒家的这些主张是政治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基本诉求，难道不是吗？

    儒学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理念对促进社会的文明、公正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由于儒家拥有积极的经世传统，对现实社会抱有积极的态度。如南宋末的岳飞、文天祥、明末的史可法、清末的林则徐等等他们身处激流汹涌的时代，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在他们身上无不浸透了儒家思想的光辉。

    而孔子“天下为公”的理念的主要特征便是提倡伦理政治，“仁”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谓的“仁”并不是说不要制度，“仁”的体现就是通过“礼治、德政、举贤、正身、中庸”等法律加道德的手段与温和措施，建设“天下归仁”的“和谐的社会”。

    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末期，孔子就能发明出所谓“三权分立”的现代西方引以为豪的所谓民主政治，除非我们是弱智。

    孔子儒学的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等多方面，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正统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和中华民族的政治心理素质，是中华近两千年来的历史得以健康延续的保证，并且对东亚、东南亚产生过影响。至于清末的衰败那是爱新觉罗氏不能与时俱进所致，与儒家文化无关。

    我们看看孔子的两大治国主张：

一、“为国以礼”

    “礼”，是上古社会的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称。虽说它产生于祭祀，后来又延伸到道德和政治领域。至少夏、商时期即已有“礼”，到西周时，摄政王周公“制礼作乐”，使“礼”空前系统化。这里讲的“礼”内容相当广泛，既包括礼仪规范、道德行为准则，也包括名分、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在内的国家全部典童制度。

    在上古时期，由于“礼”产生于前，“法律”产生于后，一直到西周和春秋时期，“法律”尚未从“礼”中完全分离开来，很大程度上是礼、法不分。“礼”无所不管，“出礼入法”，违“礼”就是违“法”，所以“礼”实际上还包括相当一部分法律、法令在内。

    孔子提出“复礼”、“为国以礼”等“礼治”主张。如：他主张所有人都按照“礼”所规定的制度和规范行事。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尤其是领导者，只有依礼行事，才能树立威信，“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孔子强调“礼治”的主导思想，是企图通过恢复、健全和改进一系列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典童制度、法律法令，来改变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混乱无序的状态。

二“为政以德”

    孔子还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针对春秋时期诸候无道的暴政，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先富后教，先惠后使，先教后杀”，使“天下之民归心焉。”

    并且提出为政者首先要“富民利民”。其次，要教化民众。在“德”与“刑”的关系上，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教化在先，刑法在后，认为刑法乃不得已而用之。

    孔子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诫视诚谓之暴”。他早于发现教化的作用是政令和刑罚所不可比拟和替代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是行政与法律手段只能使人们勉强克制自己不去犯罪，而不知道什么是耻辱，因为这不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有用礼义道德引导和教育百姓，才能使他们懂得做坏事可耻，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意思是一个执政者首先要理解什么叫“政”，所谓的“政”就是“正”的意思，指出一个执政者要取信于民。任何人都要“言必信，行必果”，所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这是一个执政者必须遵守的基本理念。至于屡受黎鸣先生推崇的墨家也不提倡“法治”，而主张“用贤”，实行贤人政治；同时又主张“尚同”。而“德治”与“刑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德服人，以刑辅之，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前者是儒家的思想，后者是法家的理论。

    我国传统的法律以《大唐律》为主的是属于中华法系，他与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是不一样的。而“中华法系”的最大特征便是伦理与法律在价值目标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便是我国法律拥有“合法性”的基础。

而我国近代的法律建设便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伦理与法律的背离便是近代法制建设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而今我们假如在法律上放弃中华法系的原有特征，而全部改用并效法大陆法系，那么唯一的结果便是加速这一悲剧的最大化。我们的法律便失去原来本身就拥有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不再具有“合法性”。这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必然是背道而驰。

    所以黎鸣先生一味的追求西化，这是没有历史基础的，也显示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无知。(待续)

    倪建斌回答：请教不敢，但可以聊聊。

    经理问道：问：我现在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我们公司在上海咨询业也算是前几位的，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你如何看待当今咨询业。

    倪建斌回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前沿、很关键。总体上我国所谓的咨询业其实更多的是销售公司，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咨询公司。现在很多咨询公司想转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转。大致上是两种思路。一种是搞教育产业。另一种是走向真正的咨询业。但是我国的咨询公司大多不具备上述两种行业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所以眼下都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期，可以用挣扎来形容。

    经理问道：倪老师，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倪建斌回答：建议当然有。

    经理问道：能否赐告一二。

    倪建斌回答：赐告不敢，不过我可以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首先：企业的管理重心应该由单一“市场和技术导向”向“文化”和“咨询系统”方向进行转化。

    其次：我们的企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管理技术的本土化改造的问题和本土企业文化的建设问题。无任是咨询公司本身还是他的客户都是如此。

    最后：抢占人才制高点，未来谁拥有一流的本土化管理人才那么他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就能处于领先的地位，他的起点位子就比较高。

    经理问道：倪老师你对自己提到的人才有何新的见解。

    倪建斌回答：这是我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不便透露。不过我可以简单的说，未来的人才必须懂得西方的管理和本土文化，但这种人还没有，也很难培养。

    经理问道：问：你如何看待企业中悄悄升起的国学热。

    倪建斌回答：这是未来社会和企业必须面临的问题。现在企业中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

    经理问道：听说有咨询公司来找你合作，包括我们公司，而且你好象很持重。敢问公司方是如何看待国学的，你又如何看待公司方对国学的热情。

    倪建斌回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我们上海首先皇宇公司做的较久，定位在术上，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如算命、看相、风水、测字、起名字等等，仿佛这就是国学，对市场误导很大。而且公司仿佛就是一个算命公司。所以当有些咨询公司和我接触后发现他们所认识的所谓的国学和真正的国学不一样，差异很大，所以这就需要磨合。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因为我们的国学重点在于解决“本体”问题和“法则”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简单的应用问题。当然我这里讲的国学不是指“算命、看相、风水、测字、起名字”而现在的所有企业都在追求技术，很少去关心“本体”问题和“法则”问题。而且对待这两个问题也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核的。就像交通警察临时调用到海事局，而依然采用地面上的交通法规来规范海上的邮轮一样令人哭笑不得。作为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个人也是一个品牌，所以我比较持重。

    经理问道：你觉得在和咨询公司的沟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倪建斌回答：当他们对国学的审视标准发生错误以后，他们还不知道，而我又不能说“你错了”，请来接受我的教育吧，对话往往到这里久卡住了。而且目前的咨询业他们无法清晰的分清咨询公司，销售公司、和文化教育集团公司之间在管理和企业运作上存在的差异。他们就如何将一家销售公司转化成咨询公司或者文化教育集团。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所在。其中就如何转化成咨询公司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而对于教育集团产业的运作则是一个新的行业。而今有聚成、行动成功等企业已经走在了前面，只要方法正确，前途光大，关键还是人才，否则希望渺茫。

    经理问道：为什么说他们，既前途光大，而又希望渺茫呢?

    倪建斌回答：原因有两个：

    第一：在于他们无法解决从培训向教育的转化，因为前者走广度，而后者是广度和深度的结合。而他们拥有现成的市场，但又没有深度，最关键的是自己不懂教育，所以他们无法评判教育人才，尤其是国学教育人才。他们无法制定标准！而现有的所有标准都派不上用场，这是最大的难点。对国学ＨＲ管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聚成就是面临这样的困境。所以凡是走这一条路线的企业都将面临国学HR管理的困境。

    第二：他们无法找到懂得国学和产业的两栖人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懂的国学的人往往都很含蓄，不善张扬，所以作为企业方就更难去发现他。而当他们面对一个国学人才时往往因无法辨别而争议很大。一方面由于企业陷入了困境，必须借助国学来扭转困境，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内部无法统一决策标准，自己也无法辨别国学人才而陷入激烈的争议之中。如行动成功就是这样。而且这些问题对他们自身而言是无法解决的，他们必须借助外力。比如说既懂国学而又懂企业管理和市场运作的人，这样的话企业势必前途无量。

    经理问道：你有什么高见吗？

    倪建斌回答：首先把自己的企业建设成学习型企业。提升自己的国学素养，要全方位的提升自己。而且要正确的了解国学的真正内涵。并知道他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经理问道：你认为向本土的转型，有什么要求？

    倪建斌回答：我认为首先是在视觉上的，然后是听觉上的，再次是心理上的，最后是内涵。而且要把销售和传播技巧融入到内涵之中，这才是上策。

    经理问道：你认为我们公司怎么样？

    倪建斌回答：我对贵公司信心不是很足。

    经理问道：为什么？

    倪建斌回答：因为你们的价值管理是彻底失败的。

    经理问道：假如我要跳槽的话在聚成和行动成功之间那个为上。

    倪建斌回答：聚成为上。

    经理问道：你对行动成功为何不看好。

    倪建斌回答：我对他们能否摆脱目前的困境表示疑虑，尽管他们的基础和管理都很好。

    经理问道：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倪建斌回答：办法当然有，那要看缘分。

    经理问道：能否说说？

   倪建斌回答：时间太晚了，改日吧。

    经理问道：好的，谢谢倪老师的指导，改日我再来向你请教。再见！！

    倪建斌回答：再见！！

    作为先秦三大儒之一的荀子开始注意制度的建设，主张用制度来保障道德的发展和传播。而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则完全走法家的路子，并由此导致了秦朝的短命。

    到了汉代董仲舒则完全颠覆了孔子的学说，所以汉儒是可以存疑的，而此时的孔子则蒙冤已经很久了。我认为对待传统的历史和文化，我们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去慢慢梳理，而不能走极端，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黎鸣强调逻辑、强调理性，这种理性的要求时对的，可奇怪的是，何以自己不能理性、不能做出一些合乎逻辑的事情呢？

    黎鸣认为“两千多年来，世界文明大势的“西盛东衰”，明明白白，有目共睹。”

    其实这是三十年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早在八十年代，就有全盘西化之风，于是我把欧哲全部看了一遍，最后发现有的三个人类最关心的命题在欧哲中是没有答案的：

    第一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第二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第三是如何处理人与心的关系问题；

    欧哲以萨特、尼菜、叔本华为代表宣誓者欧哲的没落，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哲学家汤应比与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有一断对话，叫做《展望二十一世纪》其实这是西方哲学主动寻求与东方文化对话。为什么？因为西方的哲学已经不能自己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如精神病、心理病、自杀、暴力、信仰危机等等，客观的讲人类未来的疾病若想解决那就必须从东方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所以我对欧哲进行三年的研究后又扔掉了。

    而我们现在的有些学者仅仅看到封建制度的不合理的这一部分，而主要是以明清为主轴的历史，对于唐以前的文化还没有看到。所以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哲学的精彩之处，假如我们把被绑架的儒家传统文化从封建宗法制度中剥离开来，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伟大与精彩，因为我确信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明的大势肯定是“东盛西衰”。对于这一点我有专门的认述，请看我的博文《自述》。

    黎鸣借用休谟的话说“我要教导人类：你们有必要怀疑一切。”黎鸣不觉的休谟很狂妄吗？而且也违背了《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铭训。
    我问黎鸣：黎鸣是否怀疑过那个能够怀疑的人？怎么怀疑？

    你所列的书老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部看完后被我扔掉了，仅留下《老子》一书，不过我要补充一句，看《老子》必须以河上公的注本和王弻的注本为好，别的都是垃圾，不知黎鸣是否研究过版本学。

    另外黎鸣所推崇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调调。我问你那个“思”是我吗？我是“思”吗？太荒谬了吧！！你竟然将其视为真理名言。你既然认为西方哲学死了，那你还把死人从棺材里拉出来干什么？？荒谬！！

    黎鸣说：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作八卦”，至于演化成六十四卦，传说中是文王的事，所谓“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当然，这些都可以存疑。

    “是伏羲，伏羲没有文章，他只留下了七十二个符号，包括八卦的符号和六十四卦的符号。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对《易经》完全绝对地否定，《易经》如果有价值的话，就是它为我们完整地留下了这七十二个符号。人类的基因一共有六十四种类型，这六十四种类型就是这六十四个符号，还有宇宙、夸克，整个物质构成的类型也是六十四种类型，甚至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从未来全新的逻辑之中重新推导出来。”

    笔者认为博主仅仅接触了《易经》的象数部分，对于《易经》的义理还没有入门，其实中国人文精神是来之于对自然科学的观测，如对天和地的效法等等，你可以看看高亨写的《易传》。另外老子《道德经》也不是什么逻辑学著作，这里讲的“道”是指宇宙的本源，是指宇宙中最真实的部分，是能生万物的那个最原始的力量。而“德”是“道”德作用，他的作用就是生万物而不住。所以孔子在《易经·文言》中提出君子应该要效法天的强健和大地的厚重。假如黎鸣真正的看懂了上述的著作的内在奥义，那么我想老黎一定会改变对他们的看法的。

    黎鸣说：什么是“生而不有”？我生下了儿女，创造了我的生产品，我不把他们据为己有，儿女也不是我的私有财产。这跟孔儒宣扬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完全是另一码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里的“三纲”不是孔子提出来的，而是在《韩非子·忠孝篇》中提出来的，他和孔子无关。所以我们不必把帽子扣在孔子头上。至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我们人类的基本道德素养。对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礼愚蠢而又不讲信誉的人想必你也不喜欢。所以对“五常”的赞美想必你也不会反对。另外孔子并没有进行封建制度的建设，他仅仅是宣讲仁义，而孟子倒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比之于西方的民本思想大概早了几千年，到了荀子时才开始注意创建制度用来保护社会的公正道义。当然他们也秉持着儒家一贯的思想，即政治为实现道德服务。而不是道德为封建政治服务。到了汉朝的董仲舒才背叛师门，篡改孔子的思想，认为道德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认为皇帝是天之子。封建专制思想从此形成，反正孔子已经过世五百年，其耐我何？到了宋朝理学家就更不象话了。

    自董仲舒开始绑架了孔子，我们应该拯救孔子而不是杀害人质，否则岂不是不人道。建议把孔子和汉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分离开来，然后把孔、孟、荀三大儒的书看看，不过首先要有耐心，不要有主观偏见，否则看不懂，但愿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黎鸣说自己较为推崇《老子》，但我们若是“期待黎老全力研究老子，把他深邃的思想用明白的话语表达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老黎不可能看懂老子，因为《老子》和《周易》也是表里关系，既然老黎否定了《周易》，那又如何看懂《老子》呢？如果一定要写那肯定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他不明白《老子》和《周易》是什么关系，把《老子》说成是逻辑学专著正是闻所未闻，如果说《周易》是逻辑学专著似乎有点边际，可是老黎恰恰把富有逻辑内涵的《周易》给否定了，而把与逻辑毫无关系的《老子》硬是瞎扯进来，老汉学了三十年的国学还是头一次听到，建议黎鸣不妨把“上古三玄”搞搞明白，我们中国“识字分子”闹的笑话已经实在太多啦，黎鸣何必添乱。老黎只是一个典型的“识字分子”而已。

    “识字分子”的定义：是指那些只认得字而不知字意的人。

    请看我的博文《我们是“知识分子”还是“识字分子”》。